萨德勒——比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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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萨德勒

（一）生平简介

迈克尔·萨德勒（Micheal Sadler,1861——1943）英国比较教育先驱。1861年生于英格兰北部一个激进主义者家庭。他的祖父，“工厂法”的倡导者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深深地影响了年幼的萨德勒，使他早年的思想里蕴含着激进的成分。1880年他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师承T.H.格林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毕业后，1855—1895年，任牛津大学教务主任。1894至1895年间，他是布莱斯(Bryce)中等教育委员会成员。1895年，萨德勒在伦敦教育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局工作，这个职位使他最终确立了对比较教育学科的喜好。

但是，萨德勒对比较教育的最重要的贡献发生在20世纪。他从1903年起专门从事教学、著述和改进中等教育工作。一直由他领导的特别调查报告局，在他离开的那一年，即1903年，出版了11份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有大量关于英国、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教育实际情况的介绍。此后，萨德勒转向高等学校，先后担任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科教授和利兹大学副校长，从1923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学院院长，一直到1934年退休，任期长达11年。由于他被任命为1919～1923年加尔各答大学委员会主席，他有了一个较好的机会重新开始他的教育比较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萨德勒满载荣誉离开了人世。

（二）主要著作

1、《教育问题特别报告书》(Special Reports on Educational Subjects)

萨德勒撰写了28卷的 《教育问题特别报告书》， 从1897年到1914年间陆续发表。 这些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欧洲各国、美国以及英属领地的教育状况，分析了不同地区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总结了教育经验，并指出了教育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对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决定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他还提出民族特性这个概念来说明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并且强调学习外国经验的目的在于改进本国的教育制度。　　

2、《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s of Education?)

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时代的开端， 是以1900年时任英国特别调查和报告办公室主任的萨德勒发表的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志的。

1900年，萨德勒在他著名的《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文中明确指出：比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从而“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本国的教育制度”。因此，他建议更多的师范学校高年级学生和有阅历的教师出国学习，并且主张在国内少量人员组成小组，出国系统考察国外教育制度的运行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回国时，能带回来外国的一些先进做法，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缺陷和差距。总之，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国外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来学习别国的教育经验，改进本国的教育工作。

同时，萨德勒强调，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绝不是认为所有其它国家都拥有比自己更好的教育制度，更不是暗示一种教育制度可以适用于每一个相似的国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别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往往无法直接移植到本国的教育中来， 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不应当是直接地借用国外教育制度和教育经验，而是在研究别国教育的基础上，改进本国的教育。
　　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上，萨德勒反对简单地把一国教育的某一部分直接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他认为比较教育“最好先从总体上去探究外国教育制度所蕴涵的精神，然后再去从别国对待所有熟悉的教育问题的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的研讨、思索中获得间接启发，而不是期望从外国教育制度中直接发现有多少可实际模仿的东西”。

那么如何去探究“外国教育制度的精神”呢？萨德勒说，我们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上，也不能仅仅盯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到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那些“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

萨德勒反对那种把别国教育制度中的因素和细节分离成为一个个“元件”，以期望用于本国的做法。他认为，外国教育制度中的要素“常常根植于其制度本身的土壤之中并与它们所依赖的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被引进另一国的”。对于教育制度本身，萨德勒指出，“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合于它的需要。”由此，萨德勒首次提出了比较教育中的民族性概念，为比较教育学科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萨德勒虽然反对教育制度及教育因素的移植，但他并不否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即使是这些不可移植的东西，对我们办好本国教育也会提供有益的启示。通过对别国教育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的东西，这些普遍的原理对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有指导意义。同时，对别国教育进行研究和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本国教育的理解，发现本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萨德勒十分重视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认为要联系各国教育的不同社会环境来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进行分析比较。作为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法的主要创造者，萨德勒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思想表现出“因素分析时代”的特质。他认为，教育是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特别是与民族性和国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比较教育不能指望把别国的教育简单地分割开来，并从中抽取某一部分来运用于本国教育。
    萨德勒还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要尽量站到被研究的国家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同时还要把对别国教育的研究运用于对本国教育发展的预测。在他看来，比较教育的实际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别国教育制度的分析研究，来达到更加深人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预测本国教育发展趋势，从而改善本国教育的目的。
关于萨德勒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思想，他在著名的《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清楚地写到：

 “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它们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棵有生命的植物。一个民族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它是遗忘了的斗争和艰难，以及‘久远　以前的战斗’的结果。其中隐含着民族生活中的一些隐秘的作用。当它寻求补救时，它便会反映出民族特性中的缺点。出于本能，它经常特别重视那些民族特性尤为需要训练的部分。同样出于本能，它常常不愿强调那些民族历史中曾产生过的重大分歧。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同情的精神去理解外国教育制度的真正作用，我们就会更好地使自己深入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教育的精神和传统中，更敏锐地感受其中尚未被表达的理想，更迅捷地捕捉到反映教育制度发展或衰退的征兆，更乐于去识别威胁教育制度的危险以及有害的变革中的微妙影响，这难道没有可能吗？以一种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其实际价值就在于，它将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

（三）萨德勒对比较教育的贡献

萨德勒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创者，他第一次以自觉的和系统的方式提出了一种信念，这就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只涉及它的学校。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出国不再仅仅是寻找国外的可移植的具体经验，而是有了更多的目的：研究这些经验的深层原因。研究者知道应该着重研究外国经验的原因，而不是经验自身的“结果”。萨德勒的比较教育观点，对这个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以历史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因素分析理论奠定了方向，标志着比较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萨德勒是一个在“借鉴时代”与“因素分析时代”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被誉为比较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时代”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