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尔——比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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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康德尔

（一）生平简介

艾萨克·康德尔（Isaac  Kandel,1881——1965），美国比较教育学家。1881年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在英国曼彻斯特求学，并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教师证书。1907年前往德国，师从耶鲁大学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家威廉·赖因。1906—1908年为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会成员，对各国教育制度进行比较研究。1908年，在老师萨德勒的说服下，康德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攻读比较与国际教育专业。1910年，康德尔获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德国小学教师的培训》得到很好评价，并在当年由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成书。191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学讲师，1915年升任副教授。同年，康德尔回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结婚。几年后，康德尔在人们的劝说下再返美国，并于1920年加入美国国籍。192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之后，他一直在那里任教和从事比较教育研究，长达40年之久。

1924至1944年间，康德尔担任了《教育年鉴》的编辑。该年鉴以介绍当代各国教育为主，其中的文章由各国著名的教育家撰写。除了年鉴编辑工作外，康德尔为每期年鉴写一篇导言，有时还亲自撰写文章。

1930年，康德尔的《比较教育论文集》出版，其中汇集了20年代他本人撰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说。该书除了论述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的教育问题，还集中探讨了意大利、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问题。

193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较教育》一书出版。这部书后来成为比较教育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比较研究的基本原理。1955年，康德尔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改名为《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

1944年，康德尔所撰写的《国际合作：国内和国际范围》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提出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使教育享有国际地位的主张。

1945年，康德尔作为美国教育使节团成员之一，被派往日本，对日本的学校制度进行美国式的改组。

1946年，康德尔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他仍继续从事比较教育学的研究。1949年他担任了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员。1947至1949年间，他在英国任《大学季刊》主编，1948至1950年间就任曼彻斯特大学美国研究教授和研究所所长。此外，在1946至1949年间，还主编了著名的教育周刊《学校与社会》。

从1946到1962年，康德尔以作家、编辑和顾问的身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工作，1947年，康德尔以教科文组织顾问的身份主持编写了一份报告，题为《关于在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学校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的建议》。1949年，康德尔参加了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次人权讨论会，并为《人权——意见与解释》一书撰写了一章，其中建议把教育权规定为一项人权。1951年，康德尔撰写了《提高离校年龄》一书，作为教科文组织发行的有关义务教育的丛书中的一本。1962年，康德尔撰写了他最后一本书，名为《走向教师专业》，由教科文组织古巴哈瓦那办公室用西班牙文出版。1965年康德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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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著作

《比较教育学》（1933年出版），1954年修订更名为《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

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33年出版的代表作《比较教育》一书中。《比较教育》全书共分十章，前三章着重讨论教育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民性等的关系，分析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第四至第九章是国家与教育、国民教育制度的组织、教育行政、初等教育、初等教员的培养、中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培养等问题，分别比较论述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前苏联六国的教育状况；第十章是全书的结论。

《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是根据《比较教育学》修改而成的，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1）比较教育学的内容和方法，（2）国家与教育，（3）决定教育性质的各种力量，（4）教育改革的新形式，（5）教育机会均等，（6）教育的管理和组织，（7）儿童教育，（8）青少年教育，（9）师资培训，（10）问题与展望。以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四个国家为例，分别介绍了它们不同的教育状况和特点。

由于撰写的年代不同，两书在分析和描述的概念和比较的对象国方面有所不同。《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集中反映了50年代国际比较教育的学术水平，是《比较教育学》一书出版后一个时代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总结。在这两部著作中，康德尔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比较教育思想。

1、关于比较教育的目的

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方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康德尔首先列举了可供比较研究的普遍的教育问题，即：（l）决定教育制度特点的因素是什么？（2）民族主义的含义是什么？（3）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什么？（4）个人与社会或国家有什么关系？（5）在合法的社会中自由的意义是什么？（6）儿童教育应由谁来管理？（7）私立教育和私立学校应处于什么位置？（8）社会或国家为其成员的教育提供多大范围的责任？（9）学前教育的范围是什么？（10）初等教育的范围是什么？（11）初等后或中等教育的范围是什么？（12）在每类学校中应设置哪些课程？（13）文化的含义是什么？（14）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15）怎样培训教师及教师的地位怎样？（16）教育行政管理应当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17）如何坚持标准？考试应处于什么地位？（18）应由谁来制定课程和学科？（19）教育制度的根本因素是什么？（20）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是什么？康德尔认为“对这类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分析问题的成因，比较各国制度及其背后的原因间的差异，最后研究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　按照美国的比较教育家卡扎米亚斯和马西亚拉斯对康德尔的《比较教育》论著的分析，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报导—描述” 的目的。 他向读者提供各国教育制度的“情报”， 并按问题把事实加以分类， 例如分为教育制度、教育行政、中小学教育、中小学师资培训等。他认为事实的报导是不够的和有局限性的，但却是比较研究过程中必要的一步。因为搜集和整理有关各国教育的信息资料，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维，形成更加深刻的教育思想观念。他认为这些信息应成为教师职业准备的根本，原因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研究，我们可以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教育思想观念，加深对本国教育制度及其基础的理解，促进自身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此，康德尔写道：“对非理论基础上的，而是有效实践基础上的各种原理的比较；这意味着对研究者自己的原理的批判性探讨和挑战，因而是对他自己国家教育制度背景和基础的最为明确的分析”。

第二，“历史—功能”的目的。按照康德尔的意见，比较教育不仅要描述事实，而且要说明特征。他指出，不应把教育作为孤立存在的事业来看待，它应同国家背景，同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研究。分析和发现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的社会背景下某种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进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康德尔写道：“比较研究首先要求理解形成教育的无形的、不可捉摸的精神和文化力量，这些校外的力量和因素比校内事务更重要。因此，教育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学校所反映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分析之上，因为学校在传递与发展中集中体现了这些理想，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统治其社会组织的力量与态度，决定其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他这一关于教育的比较研究的经典论断，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从未动摇过。在他看来，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　　

第三，“借鉴—改善”的目的。康德尔希望通过考察外国和本国的教育制度，研究比较教育的学生能够养成一种更可取的哲学态度，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进本国的教育制度和培养对 “民主” 制度的忠诚，增进国际的相互了解，在改善本国教育的同时改善世界教育，以利于人类的发展。

　2、关于因素分析法

　在方法论上，康德尔秉承萨德勒“校外事物的影响比校内的更重要”的历史主义观点，继承和完善了他的因素分析法，并且提出“民族主义”、“民族性”和“力量与因素”等重要概念，对这种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论证、说明和丰富。
　　（1）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康德尔在比较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他指出，“除非比较教育寻求发现作为教育制度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意义，否则就毫无意义。”康德尔认为，教育制度是为了保持、维护和促进民族主义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他指出，在19世纪，教育成为民族政策的工具，被用来传播民族国家文化的各个方面，目的是要发展志同道合、忠诚和爱国主义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要求教育来解决，从而对国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德尔进而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思想迅速高涨，“如果说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20世纪则是民族自决的时代了。”他为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一种复杂因素的集合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起着确保民族团结的作用。它意味着观念、理想和信念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才能实现——共同的领地和政府或忠诚于某一政治理想或组织。”它“包含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以及共同的文化。一个国家是一个已获自主的民族——它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体，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并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一致的观念治理着。”

康德尔在整个研究中，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精神实质，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教育制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主义决定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而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产生的新经验又将增强民族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主义和民族性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康德尔比较教育学的核心。

两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和法西斯疯狂的侵略性民族主义使康德尔改变了他对民族主义的良好、乐观的态度。在《教育的新时代》中，他甚至把民族定义为“一个对本民族渊源持共同的谬见及对其邻邦持共同的反感的社会”。康德尔指出，盲目服从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会阻碍社会进步，导致产生对其他民族的不正确的态度。作为社会向善论者，他主张无论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都应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强调民族间的相互依存。

（2）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康德尔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主张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应当努力去挖掘和发现各国的民族特性。他认为，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观念和文化不同，他们对各种情况和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他们会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教育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换言之，民族性是教育制度的基础。

康德尔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种巧合，而是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征。国家教育制度的差异缘由一系列曾经并仍然在铸造民族、民族特性和观点的力量，因此他认为教育的性质与组织必然带有浓厚的无数其他因素形成的民族特性和观点的色彩，如美国人强调自由意志，法国人强调思想发展和理智崇拜，英国人偏爱经验和常识，等等。一个国家的特征对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教育以进步主义思想为基础，法国教育注重发展理性，英国教育有实用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因此，康德尔认为，必须以民族性作为鉴别和理解一种教育制度意义的重要途径。不过，康德尔并不认为一个民族所固有的特性是自古有之，始终如一的。

康德尔本人也意识到滥用民族性概念的危险，他承认对民族性的概括是不妥当的，反对把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说成具有某种绝对的或普遍的属性。他特别指出，对民族性的概括只是在历史背景、传统、环境、理想和智力与另一些群体有差异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特性，其国家教育制度有着显著的差别。康德尔选择了英、法、德、美、意、俄六个国家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对它们的民族特性进行了分析，进而剖析了它们的教育特点，以此说明他对教育与民族性的看法。

（3）因素和力量

在1933年版的《比较教育》中，康德尔具体地运用了他的“因素和力量”的观点，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本书以此观点为基础，即教育制度由国家的目的决定，理解民族主义和所有影响它的力量的意义是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职责。”康德尔这一思想来源于萨德勒，即比较教育的目的是要“找出那种无形的和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中，这种力量实际上支撑着其学校制度并说明其现有效能”。于是，康德尔确定了各种有关因素，他列举了国家的政治理论、社会哲学、地理位置和气候，以及国家的各种传统，例如，文化、语言、文学、音乐、艺术、宗教、科学、共同理想与生活方式、爱国家、爱集体和对民族的忠诚等。康德尔认为各国的教育制度均由政治制度所决定，因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教育制度，但其背后的一些因素和力量却是一致的，如教育宗旨、教育系统、学校制度、教育机会等，则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决定着教育制度的成败。他认为，分析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应是各国比较教育工作者研究的共同的课题。

　（三）康德尔对比较教育的贡献

　康德尔的一生对一般教育领域和比较及国际教育的专门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名代表作《比较教育》被广泛认为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上，较之以前的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对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的阐述是最为完整、最为系统的，他不仅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比较教育理论，提出了系统的比较教育方法论，而且还为比较教育的发展和人类的教育事业积极进行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比较教育思想，典型地代表了因素分析时代比较教育发展的特点，并且为此后比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无愧为当代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性的比较教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