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比较教育

AI绘画

施奈德

施耐德，F./Friedrich Schneider/

(1881~1974)德国比较教育学家，比较教育的先驱。全名为弗里德里希·施耐德。

英文名称：Friedrich Schneider

全名：弗里德里希·施耐德

国籍：德国

出生日期：1881

去世日期：1974

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明斯特大学学习德国史和哲学专业，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科隆大学担任讲师。1928年，在波恩教育大学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授，同时也被美国聘为客座教授。I931年，创办了《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杂志，以英语、法语和德语3种语言发行，1934年被迫停刊。1946~1953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并在此建立了比较教育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受聘为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47年出版了《各国国民教育的原动力》(Triebkrafte der Padagogik der Volker).1949年，担任慕尼黑大学教育学教授。1958年起，被聘为该校的名誉教授。1960年，成为欧洲比较教育学会的名誉会员和美国比较教育学会会刊《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的编辑。1961年出版了《比较教育学》(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的原理和“辩证”的因素分析法，以及比较教育学的人才培养问题。

他认为，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但尚未成熟的学科。关于研究方法，分为量的比较和质的比较。对教育事实的比较，应从垂直比较和水平比较两个维度进行。提出了影响教育制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民族特性、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宗教、科学、社会和政治结构、历史以及外国影响等方面；内部因素包括思维方式的转换、世代之间的矛盾、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教育内部的因果关系等。对于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他运用G.W.F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辩证法，提出了教育内部因素之间的诸对矛盾，如主动与被动、问题与方法、自由与必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道德等。他还从教师、学生、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考试等方面探讨了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操作措施。

施耐德发展和完善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因素分析方法，提出了"“辩证”的因素分析框架，论证了比较教育学是包括外国教育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一门学科，为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建议。

（一）生平简介

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1881－1974年) 1881年出生于德国的科隆。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明斯特大学学习，历任国民学校、中等学校的教师，1923年任科隆大学的私人讲师，1928年任波恩大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授。同年被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归国后的1931年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罗门（1869—1948）共同创刊《国际教育学杂志》。1946年接受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的邀请，并在该地设立“比较教育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工作到1953年。在此期间，从1949年起，兼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960年在该大学辞职后，成为欧洲比较教育学会的名誉会员。

（二）主要著作

施奈德的比较教育学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1947年出版的《各国国民教育的动力》，正如其副标题“比较教育学入门”所表示的，它概括地叙述了比较教育学的原理。施奈德和康德尔一样，认为教育制度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该书分成以下几章：国民性与教育；文化与教育；科学与教育；政治与教育；宗教与教育；历史与教育；教育学的自身发展。为了证实其理论，施奈德在各章里详细论述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各国教育的历史和发展的具体事实。

另一本是1961年著的《比较教育学》。这一本书论述了比较教育学的历史、概念、研究方法、教学（授课）等问题，并指出了形成各国教育的因素，把影响教育的国民性、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科学、社会组织和政治等因素，和外国的影响同时并论，对教育发展的内部因素也很重视。

1、比较教育的研究

施奈德在《比较教育》的第三章里，提出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的问题。他首先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应该或可以比较什么？是比较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整个教育，还是教育中的某些大的或小的方面？ 通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找出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制度间进行比较的一种连接成分。然而，为了进行比较，还要求助于所比较的国家的历史情况。

在比较中，可以看到教育现实状况是由人的特性、地理环境、历史和政治所决定的。“将这类因素归纳出来并揭示其在各国教育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即是比较教育的任务之一”。施奈德找出了影响教育制度的十大因素：人的特性，地理环境，文化，经济，科学，社会连接，政治，宗教，历史，对外关系。

施奈德认为，比较可以分为质和量两类。量的比较的基础是统计资料。尽管有许多这类研究，但也有人一开始就反对这类研究。如康德尔就提出过三条反对的意见：（1）各国的术语不一致，（2）统计模式决不会是一样的，（3）教育统计的结果经常在变。在论述比较教育的研究方面，施奈德阐述了费尼（L. Fernig）的观点。费尼根据比较的国家数目，将比较研究分为三类：

（1）局限于一国的教育制度与另一国比较。

（2）一国的教育制度与许多国家比较。

（3）整个世界的教育制度的比较。

然而，施奈德不赞同第三类比较，他认为不可能进行这类总体性的比较法。

另外，施奈德还强调研究人员要不偏不倚（中立）。然而他承认，实际上研究人员在他汇集资料时不可能保持完全的中立。但施奈德坚持要求研究人员在对另一国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中做到中立和客观，因为这是所有比较教育学科的研究人员所承认的和必要的条件。

2、人类教育的构成因素

施奈德不满足对教育状况的单纯描述，他认为应该要进行分析，也就是要找出构成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各种名称，如教育制度的“推动力”、“决定因素”、“有影响的因素”、“因由”、“假设”等等。

施奈德在其《比较教育》一书的第五章里强调了基本的因素以及简述了方法论问题。在书中，把因素分为两类：外因和内因。

（1）外因  施奈德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外在因素。它们是：民族性与教育、地理环境与教育、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文化与教育、外国影响。

1)民族性与教育

这个因素在各民族的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各族人民的教育学中，属于民族典型特征中本质因素的东西，一般都要与各个民族的特点相适应。人们普遍承认，民族特点影响着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各个部门，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这就如同个人独创性离不开为他提供的文化财富这个道理一样。”在提醒人们注意比较教育学家们讲民族性时常被忘记的几个方面之后，施奈德强调要深入研究民族心理，强调不要引进某种不符合本国特点的教育模式，不要引进某种在接受国的具体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行的改革。施奈德还认为，一种民族的特性是由历史形成的，因此必须区别原始的民族性和某个时代的民族性。在教育方面，应了解这些因素是否影响或是波及到教育领域。

2)地理环境与教育

在分析一种教育制度时，这个因素往往会被忽视。然而，自然环境也能在教育计划与教材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乡村学校。根据一个国家是处于大陆还是岛屿的情况，地理环境的影响也能间接地在教育领域中得到反映。地理环境因素与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国家的经济。

3)经济对教育的影响

施奈德引用了斯普拉格（Spranger）的观点：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一种受其决定的教育制度。所有的经济生产方式都会被传授给新的一代，当经济生产方式更复杂时，这种传播会越来越迫切。不接受专门的教育培养，就不存在高级的职业。

如果教育取决于经济，那么经济对教育的组织和思想的形成肯定会施以影响。如果各个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经济，那么各国的教育自然会反映出这种影响。教育是由多种经济因素形成的。

4)文化与教育

教育思想和教育组织的发展取决于各民族的文化。施奈德引用了斯普拉格的观点，将文化分为六个方面：经济、社会、国家、艺术、科学和宗教。各个方面都有各自的专门活动，但也相互作用。

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通常情况下，文化不发达的民族，其教育思想也很贫乏。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文化运动常常也在教育领域里同时产生行动，而且许多复兴运动希望在青年中运用过去的文化遗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教育方式的改变往往是与文化方式的改变同时发生的。

宗教与教育思想相互影响已历史悠久，总的来说，宗教在教育领域所起的作用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在比较教育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宗教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信奉同一种宗教信仰几个国家会产生一致的教育发展，反之，两个民族如果有不同的宗教，他们对教育会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官方的宗教信仰会阻碍教育的改革。宗教的改革会产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改革，如果缺乏宽容，宗教会阻碍教育发展。

科学对教育的影响是明显的。科学的性质、数量、水平在教育计划和在专业人员培养中以及在大学课程里都会得到反映。

教育对社会与政治的依附性。这是在战后才开始的研究课题，没有人敢否认社会与政治对教育的影响。但人们往往把社会因素的影响过高估计。在有些国家中，当社会学和社会学家涉足教育领域，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在这方面，施奈德认为社会学家应让位于教育理论家，或至少社会学者应承认他是作为外行来谈这些问题。

政治对教育的影响较为复杂，因为政治既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能加强或阻碍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各政党都要利用教育，传播其学说和世界观。这种影响，可以对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以产生消极的影响。

5)外国影响

外国的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国防组织都会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文化的交织的今天，要使一个民族的教育抵御往外国的影响不可能。而且，避免外国影响是不可取的，孤立只会阻碍本国的教育发展。有许多例证表明，一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不断受到不同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

外国教育的影响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是机械影响，只是单纯的引进，而不关注所引进的东西是否适应民族特性、民族文化和心理；另一种是只有在审视了那些有价值的并可以为人接受的影响后才接受的影响；还有一种被称作“生产性引进”，这种影响的产生主要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可以激励创造或启发解决类似问题而不照搬外国制度。

(2) 内因

除了上述外因以外，在教育制度本身内也产生和存在一些起重要作用的内在因素。尽管人类（其他生物也一样，如植物和动物）和学校受到外因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产生于自己的内部。这种发展是通过各自构建和生长的内在规律自动地推动其发展。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要考虑哪些内因是有助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制度。

施奈德十分重视“内在的因由”，并指出了内因对教育所产生的作用以及研究内因的一些方法。在研究精神内容方面，其中包括教育的问题和事宜，施奈德认为可以用不同的观点、以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一般来说，在研究中常采用一种观点和一种方法，而忽视了可能比之更好的观点和方法。但是，我们也能够获取一些新的知识而有助于我们采用另一些观点和方法。这种变化，可以产生新的成果或者对所获得的成果作出新的解释。这些新成果或新的解释，在外因和内因中都可以找到其渊源。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教育研究中运用的演绎和归纳法、分析和综合法。如有时用归纳法来取代演绎法或用综合法取代分析法，这可以归因于外因的作用（如战争、胜利或失败、革命、科学或技术发展、外国影响等等）。然而，不能想象，从一般到特殊（演绎）的教学、教育研究和实践这些领域会走从特殊到一般（归纳）这一相反的路。至于分析法和综合法，同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内在的因果关系也常常在被称为“代沟”的问题之中发生作用。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如在某一组织的发展中，必须要达到各个阶段，然后加深、扩大和实践这一阶段，这样才能开始新的目标。教育领域也逃避不了这一发展规律。一方面，历史向我们证明，在教育思想、引进、实践上丰富的一个阶段后，紧随着一个确保自己的教育传统和民族的教育思想的阶段。另一方面，历史也证明了在一代伟大的教育学家之后，接着出现的一代不如他们的前辈。但是，为了利用、检验、实践和超越他们前辈的成果，新的一代就进行改革。虽然有时这个第二代被人轻视，但重要的是要了解第二代所起的作用。第二代的作用不在于提出理论、目标、方法，而是理解、掌握、应用、实践以及传播前辈留下的思想与创造。

施奈德提到的另一内因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施奈德认为，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可以看到理论如何形成了教学方法，给教学方法作出规定并建立目标；另一方面，也可看到理论怎样为实践所丰富。在施奈德看来，比较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研究也已表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

从这里也可看到另外的一些内因，如在思想上、在教育领域中发生进展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打开新的局面并提出要解决的新的问题。这已成为经验法则。

（三）施奈德对比较教育的贡献

施奈德提出，比较教育学的目标是运用历史研究法对各国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把教育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发展，同多种素质结合起来，从而探明决定教育制度的实在的、内在的、而且是永恒的各种力量。因此，它的研究课题是研究和说明各国教育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明确其民族特性。同时还要说明各国教育的动力和形成因素，而这种因素是：国民性、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科学、社会组织、政治、外国的影响、教育的内部发展。由于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他就开辟了因素分析这一比较教育学的新领域。